李赤然于1980年重返南京这个阔别十年的工作单位，为了处理离休前的一些事务。尽管他如今已不再担任领导职务，但手中握有一份正式的离休通知，获准按副兵团职待遇离休，并能够享受到一定级别的待遇。他的这次归来，并非争取重新上任，而是为了处理一些具体的个人事务，比如物品清理、住房和搬迁安排，以及过去多年来未能按标准领取的待遇核算。表面上看似琐碎，实际上却关乎着老干部的基本生活保障。

李赤然自1969年后没有再担任领导职务，1970年他移居西安。在接下来的十年间，他的实际生活费为每月仅三十元，这价格在当时几乎无法覆盖日常开支，特别是在需要看病或冬季取暖时，生活十分困难。而按他的原职务，月收入应在两百元以上，长年累积下来的差额不容小觑。

在西安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，冬季缺乏暖气，经常依赖煤炭取暖，身体不适时经常拄着拐杖。尽管生活艰辛，许多老战友时常帮他送来煤炭和生活必需品，他对此心存感激，却很少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。待政策逐渐明朗，承担的离休待遇也得以落实，他意识到过去的待遇损失必须得到重视，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就被忽视。 千亿体育

然而，当他将问题反映给南空司令部时，得到的反馈却不够热情，甚至有人表示：“都平反了，还算什么待遇账？”这话让他感到刺耳，因为平反是历史和政治上的事情，而补发工资属于实际的生活保障，二者性质截然不同，不应混为一谈。

类似情况并非个例，廖汉生在1972年也曾获得数千元的工资补发，体现了对老干部过去待遇的重新确认。李赤然还提出了搬迁费用、房租和个人物品归还等要求。这些看似不算惊人的要求，实则构成他生活安排的整体。

他对住房问题也有一定关注，虽然按照正兵团职标准被分配的居住面积未达到要求，他却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，反而表示自己愿意按照现有政策执行，强调自己并不追求奢华，而是盼望标准能够真正落实。离休前，他还曾考虑重新工作，因为身体状况逐渐好转，他认为自己未完全丧失工作能力。 千亿体育

最终他未能重返岗位，收到离休通知后，他没有耗费精力在争论上，而是转向另一种工作模式，成为多家机构的义务顾问，继续参与社会服务。尽管他获得了“先进离休干部”的称号，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在西安生活时的尴尬境况，也无法掩盖待遇落实过程中受到的冷遇。

李赤然所算的，不仅仅是工资、房租、搬迁费等金钱上的问题，更是在于政策执行的一致性。对于一位经历过艰苦岁月的老干部来说，要求明确待遇账目，并非出于贪图利益，而是他深知每项政策落实所代表的意义。